2009年11月3日在全球秦商大会的倡议书上有这样一段殷切的期望：有条件、有能力的秦商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自身优势，积极在家乡投资创业，以“走出去”到“凤还巢”的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以及优势的项目资金带回来，努力为家乡的繁荣贡献力量。这无疑是陕西努力促进秦商大旗不倒的深刻内涵。但是这样内涵的实现是需要多重土壤的。

2009年11月3日,“首届全球秦商大会”在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厦举行。近400人分别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6大洲、3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2个省区市。如果没有这次大会筹办，一般人几乎很难想象陕西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如此之多的商业奇迹和辉煌，张朝阳、侯为贵、吴一坚、李黑记、刘华国、李一他们许多人的名字在业界都如雷贯耳，而今天他们操着浓浓的乡音又来到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土地。这是一次盛宴，也是一次精神回归，是秦商群体在壮大后的一种诉求。

　　经历了秦商近500年的历史辉煌与暗淡，这次大会似乎在传递着一种鲜明的信息，振兴陕西牞我们需要从陕西走出的秦商。　

       　  四百秦商聚首：浓浓乡情中寄望复活秦商辉煌

　　11月3日下午5时，索菲特酒店会议厅。黑色的沙发以半圆弧状排列，中间没有小几，似乎想让所有的人都能以一种亲切又亲近的方式在一起。

　　6时，秦商们陆续进入会议厅，衣着的品味显示着一种成功后的怡然。然而当他们互相打招呼时，浓浓的秦音让人顿生亲切。互相热心地询问、合影、交换名片，更像是一次乡党的聚会。不多久袁纯清省长、景俊海副省长信步进入会场。所有的人都小小地激动起来。袁省长在与许多人握手时，熟悉的程度就像是自己的朋友。

　　而此后袁省长的讲话更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乡情，他说：“大家远在他乡，有个愿景就是回家看看。这次秦商大会，家乡之情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聚集的就是乡情、友情、亲情。”在简单介绍了陕西现在的情况后，袁省长对所有的人发出了最朴实的希望：“我想大家来了就是一个收获。我们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建议。也想建立大家对陕西的自信心。当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回来投资。”

　　没有要求、没有口号，袁省长与秦商们的座谈更像是与陕西乡党叙乡情。这种乡情恰恰是一种复活陕西商帮最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必然会转化为陕西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历史上,陕西的商帮是赫赫有名的。“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这是在关中地区深受普通老百姓喜爱的秦腔丑角戏《张连卖布》中的几句唱词，涉及到了渭南、西安、兰州和西口4个从商地点和当铺、盐店、京货铺和金刚石批发4个不同行业，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秦地商人及商业“立足陕西，走向西北”的昌盛局面。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国商’。”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历史的辉煌毕竟已经过去，尽管在现代众多的陕西商人仍然叱吒风云，但是秦商作为一种群体，却几乎在商界、学界消失。于是有专家高呼：“乡党啊！你咋把番号都弄丢了。”　

        　    陕西文化：塑造秦商品质的正负效应

　　尽管“秦商”的称谓还需我们用实力去证明，但“秦商”精神已经像一块文化烙印一样，在影响着陕西商人的做事风范，同时也像一块金字招牌为陕西商人赢得信誉和商机。

　　在秦商大会上，许多在外生活多年的陕西籍商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陕西人给世人留下的诚信、朴实的印象让我们更容易与别人做生意。”

　　在秦商的故事里，党家村创始人的故事无疑深刻阐释了陕西人的诚信。有一次党家的创始人和一个江西瓷器商人一块做生意，这个江西商人的家人突然有事，就把800两银子和瓷器托付给党家人,结果这个人一走几十年杳无音信,党家这个创始人就牢牢地守着这800两银子和瓷器，若干年以后这个江西商人返回，自己都要忘了这些东西，党家人却说你还有800两银子和瓷器在我们家放着,我给你看着。于是因为信誉，党家人赢得了机遇,他们用诚信为财富积累掘取了第一桶金。

　　秦商无疑承载的是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精神气质有时是很动人的。宝鸡的李黑记，他带领东岭村的人们走上了富裕路，他的东岭集团成为全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李黑记富了，他没有忘记给他最初机会的东岭村,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四面八方传为佳话的惊人之举：把个人承包经营8年积累的6000万元资金,一分不少地全部捐献给了村集体！

　　一种秦商诚信、感恩的态度才能造就李黑记的壮举。

　　然而陕西商人自身也有许多必须克服的缺点。“一大二土”，这是近代一位四川学者对远涉湖广善于远程经营的明清秦商的评价。“一大”是说明秦商的资本雄厚，生意规模大。“二土”则涉及到秦商的观念和形象：他们在穿戴装扮和生活方面要求并不高,总是棉布衣、瓜皮帽的行头。

　　这种传统的“土气”似乎并不影响秦商从事远程贸易，因为今天从事传统物流运输贸易的商人们，也是比较土气的。

　　然而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大众消费行业，“土气”的传统如果内化为一种“不讲究”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却是可怕的，它既可能导致业务流程上不注重细节效率，也可能导致对一种产品的设计、制造、包装、销售和市场推广中的不注重效率和品质，更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团队的整体反应迟缓、举止失措。

　　西北大学教授李刚举了这样的案例：多年前我们生产的太阳锅巴曾热销大半个中国，但是在有了初步成就后就不再想如何继续发展，于是当消费者口味改变，别人都纷纷上了更新的产品，我们还是执著地做着多年一样的锅巴。真不知是执著还是偏执。

　　秦商往往具有秦人的典型性格，悍勇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厚道有余而不够精明，沉稳过度而创造性不足。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对陕西人的评价。这样的习性往往使陕西人在各方面创造的功业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尤其是无法长期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

　　“黄河”、“海燕”、“如意”的商业悲剧恰恰成为这方面的证明。

　     　 凤还巢：重振秦商除了乡情我们更需要多重土壤

　　在全球秦商大会的倡议书上有这样一段殷切的期望：有条件、有能力的秦商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自身优势，积极在家乡投资创业，以“走出去”到“凤还巢”的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以及优势的项目资金带回来，努力为家乡的繁荣贡献力量。

　　这无疑是陕西努力促进秦商大旗不倒的深刻内涵。但是这样内涵的实现是需要多重土壤的。

　　一个地区商帮、商誉的影响力，实则是靠这个区域的企业发展、经济水平，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水平作支撑、为依托的。企业活力是“商帮”影响力的根本所在，振兴“秦商”，首先必须强化陕西企业活力。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几度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形成一大批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份额要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全国民营经济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所具有的天然市场机制活力，在陕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为什么民营企业在陕西难以扎根，陕西文化土壤的传统性恐怕难推其责。一位在陕西经营房地产的商人这样说：“陕西官本位的思想很严重，在我们投资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我们是出钱的人，但在开工仪式上的领导座席上却没有位置，当地的组织者更愿意将大小官员安排在那里。这在别的省是难以想象的。”

　　李一作为瑞士银行中国区总裁，多年的海外经验中，政府就是服务部门，他们的工作是为纳税人服务，而商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一位在广东卓有成就的陕西商人对两省的意识作了这样的评价：“面对规定的限制，广东人通常会告诉我，除了规定的我可以做什么。陕西人则只会说我不能做什么。”

　　如果说政府服务意识的滞后让秦商发展的土壤欠养分，那么秦商自身在发展和合作中的特点缺乏滋养。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但陕西的商人却有相当一部分逐名之心重于逐利。他们在获得大量资本后更愿意付钱获得些虚名，而不是想如何将生意做得更大。

　　合作精神是做大做强的基础，这是浙商、晋商和徽商多年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的温州商帮、潮汕商帮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这些群体虽然很多都是百万左右甚至几万左右的小商人，但是在大生意上，这些人往往互相帮助，体现了合作精神，最终从小到大，成为中国不可小窥的商业力量。

　　秦商的辉煌无疑是让所有陕西人梦想的，秦商也必然在陕西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但是真正从实质上让世界认可秦商，让秦商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  沙  莎  康传义）

                        本文《摘自陕西日报》